由于作者不可能在一篇论文里穷尽所有的研究对象、使用所有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必须要进行选择。
具体到对大数据之竞争法属性的辨识，主要应该考察大数据是否具有经营者所从事市场竞争行为之特征，即关注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和资源，在互联网经济下其技术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资源的公开性与开放性是否已转变或正在转变为一种具有价值偏好的竞争力要素，且作为技术和资源的大数据的使用是否已然构成了经营者市场竞争行为的组成部分。[47]参见杨紫烜：《国家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63]扩展言，对基于数据驱动而出现的各类市场行为的竞争法考察，必须关注到消费者(用户)对服务质量及其可选择的权利作为平台经营者市场行为之竞争合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与期待，消费者利益保护不仅包括价格维度的利益保护，还包括非价格维度的利益保护，这一点在大数据竞争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学界对数据法律属性抑或法律品性的探索主要围绕数据的物权属性、人格权属性以及相应的刑法属性展开，关注的重点在于数据创造者与数据之间的权利归属问题，偏重于私法层面，以及对应的基于对私益的严重危害达致刑事违法程度而课以刑事责任，较少涉及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的分析，更缺乏在竞争法视阈下对大数据法律属性的讨论，以及大数据对促进竞争法革新意义的评价。于是，其经营者将目光转移到寻找大量用户的数据流上，而拥有大量数据流的社交软件的代表领英进入其视野。(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然而，在业界主要是互联网经济和科技业界高度评价和期待这类并购交易的同时，却鲜有人关注此次并购将会对生活服务市场上的大数据资源整合和使用产生何种实质影响，由此进一步将会对未来各类生活服务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何种影响。
关于数据的人格权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数据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载体，由此衍生出的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定位、内涵以及相应救济机制的探索。事实上，大数据技术能够做到量化传统数据收集技术所无法收集的一切事物，将现象转化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尽量将一切予以数字化。第四，促成了行政法一系列问题的共识。
这在他对问题、理论持续关切的时间长河中只是一小段。而软法理论的贡献则在于反思国家管理范式、接受公共治理范式，反思和修正国家—控制法范式下传统的法定义，提出划分硬法和软法的标准，主张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兼具软法和硬法的混合法体系，等等。执法方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问题。论及平衡论的文章数量最多，并不意味着支持和同意者就一定最多，毕竟，还有不少反对和质疑的论文也会提及。
在主题：软法方法搜索的结果中，最早提出公域软法之治思想的论文，罗豪才、宋功德合著的《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被引259次，仅次于姜明安教授的《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一文(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被引327次)，位居第三。公共治理理论在国内兴起于本世纪初。
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6页。[10]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激发社会组织活力。[9]参见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通过软法研究中心将各方捐款用来设置软法研究课题进行招标，鼓励和帮助年轻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如前所述，在他之前，软法研究者寥寥，且基本是在国际法领域。罗豪才教授早在1984到1985年期间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开始思考行政法的本质和作用等基本问题。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持续引领了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1991年，他在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举办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复议、应诉人员研修班讲课时，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学体系等方面，阐述了行政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
平衡论不仅建立了管理论、控权论两种理想类型，而且完成了对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性质、目标、功能、行政法原则、法律关系结构、法律机制、行政法律责任以及现代行政法所依托的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自洽的回答。然而，对平衡论不予研读甚至不屑阅读，仅凭对名称的好恶，认为其没有特定立场，而完全否定之，至少不是学术严谨的。
为此，它反思了法定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软法硬法混合治理理论，这是超越行政法、超越平衡论、超越当代所有中国法律人眼光的最具启迪性和挑战性的学说。二、 软法与硬法的混合治理 罗豪才教授的另一重大理论建树，是创造性地将源起于国际法语境中的软法概念，运用于国内公共治理之中，[23]并敢为天下先地提出软法与硬法混合治理理论。[26] 《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1页、第36页、第48-65页。前者与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密切相关，在管理论、控权论之间有着鲜明的立场和主张，不仅持续引领了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行政法理论流派，而且激发了学术竞争和繁荣，促成了行政法一系列问题的共识。尽管罗豪才教授尚未在软法与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的区分和联系上给出精致的论述，但是，从其视野中关注的四大类软法规范看，道德、习俗等显然是不属于软法系列的。软法理论的目标则是适应公共治理范式的兴起，让长期存在但遭遇忽视的软法，受到至少是广大法律人的关注和重视，否则，传统国家主义法律观的视野盲区会让法律人对公共治理所需的规范体系缺乏清醒认识。
1949年以后至70年代末，行政法学可谓断裂。而变更搜索条件，全文：公共利益本位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398篇，全文：服务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366篇，全文：控权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160篇，全文：政府法治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75篇。
否则，不仅会让软法理论自有的价值不能充分地大放异彩，而且反过来会冲淡平衡论原有的价值，会有让平衡变成什么都装、什么都不是的范畴的危险。3.软法理论是平衡论的延伸吗？ 在本文中，这个问题恐怕是最难回答的。
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同时，行政法领域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生效实施。于是，西方国家开始了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强调顾客至上与服务意识、在政府管理中引进竞争与市场机制的政府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管理模式脱颖而出。
[27]再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定义：软法，亦即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在他看来，软法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治理正在取代国家管理、国家—控制法范式正在面临危机。图1：主题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论文数及其中提及平衡论的论文数对比 在同一检索日，我还在中国知网上以全文：平衡论+全文：行政法进行搜索，结果是自1993年开始，有1798篇文章符合这一条件。[3]这比1982年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都更进一步强调市场的作用，但仍然以社会主义进行定位。
图2：内容提及平衡论的论文数量及每年分布情况 平衡论的不断深入探索，不仅使其自身日臻成熟，更是激励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其他学说的发展。[13]具体延伸开来，他的平衡论立场可概要如下： (1)管理论片面强调政府管理，控权论片面强调控制政府，从这两个核心出发对行政法基本问题形成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看法，尽管没有谁完整、系统地提出过管理论、控权论，但平衡论通过建构理想类型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中零星分散的具体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
最后，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自然有各自的主张，并对竞争学说有所批评。罗豪才教授撰写过软法方面的学术期刊文章和报刊文章20余篇，先后主编、撰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软法与治理评论》(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辑)、《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法制中国建设与软法之治》(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
法规范结构总体上存在的失衡问题。作为他曾经指导的博士生，经常会有难以望其项背、难以跟上步伐的感觉，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身高。
【摘要】 罗豪才教授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建构、当代中国公法理论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 第三，软法主要有四大类规范。控权论与后来平衡论视野中的控权论并不完全相同，可谓新控权论之萌芽。平衡论的法律语境仍然是行政法，是属于部门法的。
[16]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平衡论的背景范式是公共行政，即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其面对的仍然是公共行政范式。
于是，行政法平衡论得以孕育、诞生和发展。罗豪才教授的软法理论有其自己非常独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与其早年提倡的行政法平衡论之间，并不必然具有继承性或拓展性。
思维被国家—控制法范式秩序化的法律人，如果在研究传统硬法的同时，继续像以往那样将这些规则置于盲区或者边缘地带，显然无助于理解和认识公共治理所需的规范体系和结构，最终将无助于公共治理的深度推进和完善。为了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就必须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将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改为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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